听完父亲的话，王延喆终于明白，这场斗争并不是父亲要掀起，而是皇帝逼迫之下的无奈之举。
父亲要做给皇帝看，证明自己不是和谁一党，证明自己只听皇帝的话而已。
然而王延喆的疑惑并未就此消散，反而愈演愈烈，遂再问：“既然如此，那爹你为何要赶走张璁，而不是赶走不同意大礼议而于陛下相持不下的部曹？
我记得当初先帝病逝，陛下入继大统之时，你还写过一首诗，云：周邦虽旧命维新，历尽冰霜快值春。天上真人方出震，海滨大老定来臣。奸回已报都从，风俗何忧未尽淳……从此寰区无一事，朝廷尤望任惟贤。
在大礼议之时，你又写尊号考、昭穆对支持陛下，这岂不是与张璁等人共同看法？
既然如此，您要是和张璁他们联手，胜算岂不是更大？又何必在此时，冒着被圣人怪罪的危险，前去得罪张永嘉？这与你素来求稳之心，显然多有不合呀！”
王鏊因为祖上商人出身，所以一直身上带着商人的某些习惯，比如投机、怯懦，又因为是儒士出身，故而异常在意羽毛，因此他还自撰治惧、治怒二缄告诫自己。
在王鏊的为官一生中，前期一直践行着论语宪问中“邦有道危言危行，邦无道危行言孙”以及孟子尽心上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的主张。
然而这些东西，并不能给他的仕途带来便利，反而让他亲眼见证了，师、友仕途受阻，直在此时他的商人习惯就此扩散，投机钻营成了他的仕途手段，因此他也曾尽力阿附喜欢受贿的徐溥，达到仕途高进。
付出就有回报，在弘治初期到弘治中晚期，他仕途一路高歌猛进，一改之前的举步维艰，甚至直入内阁。
正当他大展拳脚，准备匡扶圣君，中兴大明的时候，该死不死的刘瑾，就在这个时候冒了出来，打破了他一切政治希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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